不管社会理性与道德良知在人类历史中能够增进到什么程度，也不管社会冲突的残酷性能因此减轻到什么程度，社会理性与道德良知不可能消除社会冲突。只有当人类群体，不管是种族的、国家的或经济的群体，达到了一个仁慈理性与道德良知的新阶段，根除社会冲突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只有当这种仁慈的理性使人类群体像关注自己的利益一样热切地关注其他群体的利益时，只有当这种道德良知使人类群体像维护自己的权利一样强烈地维护其他群体的权利时，根除社会冲突才有可能。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人类本性与人类想象和理性的有限性，我们就会知道只有个体才能勉强达到这种仁慈理性与道德良知的水平，而这已超出了人类社会的能力范围。那些强调人性具有可塑性的教育家，那些渴望出现“社会化”人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那些全力以赴增进道德责任感的宗教理想主义者，在社会中使个体增强人性方面，在既定的社会制度内消除个体的利己倾向方面，都能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但在涉及必须进行激进的社会变革这一问题时，他们的意见不约而同地都表现出了混乱，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类本性的有限性，而这一人类本性的有限性将最终挫败他们的所有努力。
后面各章的任务将是致力于分析道德资源和人类本性的有限性，探索这一人类本性的有限性在人类的群体生活中所带来的后果，最后根据确切的事实来权衡所宜采取的政治策略。这一任务的最终目的是要找到一种政治方法，这种政治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在社会的领域内达到伦理的社会目标。衡量这种政治方法有两个最基本的标准：（1）这种方法是否能够正确地对待道德的资源、人性的可能性以及开发利用人身上的各种潜在的道德能力；（2）这种方法是否能够考虑到人类本性的有限性，特别是表现在人的群体行为上的人类本性的有限性。在中产阶级的世界中，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道德的幻想非常根深蒂固，使得任何对第二层次问题的强调都可能会被一般的读者看作是过分的玩世不恭。对社会的看法与分析同产生这些看法与分析的时代特征紧密相连。在美国，我们当代的文化仍然深深地陷入理性时代的幻想与感情用事中。在时代的先知先觉者看来是对社会进行的分析，而在仍然信奉19世纪信条的人看来则是纯粹的冷嘲热讽与愤世嫉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