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是一个由“我”讲述的“棋王”王一生的故事。一开始“我”对于王一生有着一种不自觉的精神优越感，这是典型的“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关系。“我”对于世俗世界，对于“吃”，一开始是抱着居高临下的态度的，试图以人文理想、理性、自由等思想完成对世俗的超越。但“我”的启蒙努力在王一生坚如磐石的世俗生活信念面前显得软弱无力，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式的启蒙冲动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回应……知识分子如何涤去了知识附带的罪恶，在劳动人民中获得历经炼狱一般的重生，不正是50—70年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吗?阿城通过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热爱杰克·伦敦和巴尔扎克、向往精神生活的小说叙事人“我”与在“吃”与“棋”这种凡俗生活中生存的贫民子弟王一生之间两种不同人生观的撞击，写出了“我”对“民间”凡俗生活意义的发现、臣服与认同，再现了知识分子在民众中获得生命意义的历史命题——这样的思路，当然与我们在文学史中看到的80年代背道而驰。
小说最终完成的主题，是“我”从王一生身上，发现了生活的真谛。小说细致地描写了这个转变的过程，完成了王一生的英雄叙事，也完成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位置转换，小说对王一生的歌颂，是对下层人民的歌颂，相应的，也就成了对自我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