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的元老相继回到上海，重新握笔杀上文坛，无疑对潘汉年是重大的激励。尤其当他听说大病初愈的郭沫若，把民族的苦难、阶级的义愤以及对再生中国的希望，一齐涌入心头，化作澎湃的诗句，强迫他“在床头、藤椅上把提着笔写下一行又一行”后，他更加勤奋执笔，在《幻洲》上写下一篇又一篇投向敌人的匕首似的短文。
也就是在这同一时期，党内的不少人不承认革命已经转入低潮，面对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出于对敌人疯狂屠杀的狂热的复仇心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急躁和冒险情绪，遂一味地要求不断进攻，强调不断地把革命推向高潮，从而形成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盲动主义。潘汉年受此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在他所主编的刊物和他自己所写的文章件”便也如连珠炮似的不断发起攻击，咄咄逼人地向反动势力开火，并且也不大讲究斗争策略一r，不时仍有扩大打击面的偏颇。”这恰好说明潘汉年不具有革命旗帜的素养，而仅仅是一位活动能力很强二扮演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的－将角色，这也就决定了他在革命队伍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