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疯癫原因的其他猜测是性情与处境的关系。有人觉察到卢梭的问题，对于病因却无共识，或是归咎于旧制度下的心理压抑与交往困境，拜访过他的马格兰觉得，“在所有时代，文学天才为忧郁、悲伤所折磨，因其超越了同代人，这些人只会嫉妒”[59]。或是归咎于卢梭独特的性情，克兰赛依据洛克的心理学予以解释，“在某方面有良好认知的人，在其他方面可能是疯狂的”[60]。由于童年的孤独经历，卢梭始终有小孩的性情，单纯无助、心地善良，却不被人理解，作品出版后受到曲解与指责，以及严厉的攻击。因行善而受累，类似的遭遇会压垮敏感的人，心中的沉闷挥之不去，他变得愤世嫉俗，加之病痛，精神更易出问题。1791年，梅西耶的判断更合乎实情：
因年龄老迈，以及遭受的苦难与不幸，卢梭的心境忧郁阴沉，这是晚年作品的主调，用尖刻的言辞争论可有可无的事……他是病人，不是雄辩深邃的哲学家，写《爱弥儿》时已不能控制自己。[61]
三、重提卢梭休谟之争
卢梭与休谟的旧事被人淡忘，为避免新麻烦，1776年，休谟在《自传》中有意忽略他们的交往。1778年去世后，卢梭的私人生活有十足的吸引力，那场争论由文学共和国的公共事件转变为观察个体心理的途径，但褒贬无度。《忏悔录》出版后，友人和论敌想从中发现秘密，对于其中提及的文人阴谋，受指责的人觉得不合情理，但又找不到有说服力的证据，只好变本加厉地反驳。狄德罗重复一贯的看法，“卢梭忘恩负义，是极坏的人”；格里姆借用18世纪几乎所有骂人的词语贬低他的老相识，“疯子、自恋者、诡辩家、愤世者、江湖骗子、忘恩负义、爱诽谤、耽于情欲”[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