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胡必尔汗，晓谕出师目的。康熙五十八年(1719)四月，令里塘出的胡必尔汗拟告示，派人分三路向喀木、里塘、巴塘等处的首领宣谕：“现在准噶尔人背逆无道，混乱佛教，贻害杜伯特(西藏)生灵。上天圣主，目不忍睹，扫除准噶尔人，收复藏地，以兴黄教，使杜伯特众生太平如恒，特派皇子封为大将军，不分胗域，率领大军，至西宁驻扎。不日大军由各路进讨。”告示要求“大军所到之处，凡杜伯特人众，皆一致顺从，妥为辅助，仍旧安居，断不致有所骚扰”。最后，强调“此举确为杜伯特众生”,因恐你们尚不知此中情节而畏惧，以致妄行躲避天兵，“故特遣使速为晓谕尔众”。藏民深信胡必尔汗，故告示起到了招抚和安定民心的作用。
制定作战方案。康熙五十八年(1719)九月，派往西藏的胡毕图等回奏：“策零敦多布等及土伯特众喇嘛民人，都承认在西宁现有新胡必尔汗是达赖喇嘛的转世。”康熙皇帝受到启发，开始酝酿一个护送达赖、两路进兵的作战方案：将新胡必尔汗封为达赖喇嘛，给予册印，于明年青草发芽时送往西藏，令登达赖喇嘛之座。并对派兵人数、粮饷供应一一详筹。令大将军等前线将领会同确议，并传集青海王公，晓谕会盟。然后，再将都统延信、楚宗、公策旺诺尔布、侍读学士常授等军前大臣召至京师。与议政大臣、九卿等一起反复详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