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熙宁王学号称“富国强兵”之策，却黜去《春秋》，是一个重大失误，以致宣和、靖康之际主持朝政者徒知张皇，举对失措，远无统观料敌之长策，近乏临机应变之权智，终致覆亡的教训；与南渡之后，文臣武帅争讲《春秋》的原因，于经史两学之外，尚有别解。后来胡三省注《通鉴》总结历朝亡国教训时，就特别谈到用兵之道在于谋，“是知徒勇而无谋者，无益于成败之数也。”［76］作为儒士的史家，有鉴于亡国破家的切肤之痛，也终于注意到一再被他们鄙为“诡道也”的兵家者言。这算是对中唐以来文武纷争，或有宋以来的右文轻武的现象作了一个小结；也从理学的角度，为后世讲史演义推崇将帅谋略开了绿灯。此节与讲史演义的勃兴和发展关系颇大，幸望读者留意。
［1］四库本苏辙《苏氏春秋集解·自序》。
［2］《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3］《春秋》三传指历史上鲁人左丘明编著的《左氏传》；鲁人谷梁子编著的《谷梁传》和齐人公羊子编著的《公羊传》，都是传注孔子《春秋》一书的，但侧重点及解释各有不同，因此各擅一时。此为专学，故不赘言。《管锥编》一语点破，
以为《春秋》经之于传，“尤类今世报纸新闻标题之于报道。苟不见报道，则只睹标题造语之繁简、选字之难易，充量更可睹词气之为‘惩’为‘劝’，如是而已。”（第 16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