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尧还是无动于衷。
于是每天晚上她都要单方面发疯一次，连着发疯了好几天。她已经不记得自己在崩溃中都说过什么话了，整个人都像出了窍失了智。她一会儿咒骂她负债累累的死去的丈夫，一会儿怀念她伶俐可爱的幼儿时期的儿子，一会儿诉苦她这半辈子独自把儿子抚养大有多么不容易，一会儿扳着手指细数等儿子高考金榜题名之后要怎样庆祝。说哑了嗓子，流干了眼泪，过了好几天，贺尧终于有了反应。这一次他没有说想气死她，只是轻飘飘地指了指门口。
“那你别把我反锁在屋里。”他淡淡地说。
第二天她只好不再反锁家门了。
但她不放心，中午下了课就慌忙赶回来，他果然不见了。
她吓出一身冷汗，正想着要报警，家里电话却突然响起来，是同事打来的。
“你家贺尧来学校了。”同事说。
她稍微放下心来，可能一切都是虚惊，但转念一想，她一上午都在班里，他根本就没来，他去哪儿了？
一边往学校赶，她一边想着，或许一直以来都是自己想多了，他只是这些年被她教育得太好了，太优秀了，叛逆期来得有点不是时候。他只是对别人的生活有点好奇，等过了这个情绪的劲，还是那个可以乖乖听话的好孩子，还是那个即使偷了家里的钱跟女同学私奔，都会临阵脱逃打电话给妈妈的好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