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给黑格尔的信，在一种高度抽象的水平上预示了他1830年的著作《死亡与不朽》的中心主题；与博士论文相比，也更加清楚地阐述了对他的哲学来说至关重要的内容。实际上，在博士论文中，费尔巴哈几乎没有提到基督教，也几乎没有对那个时代许多哲学家的这样一种理论取向进行反拨，即使单一的、偶然的个人成为推理的原则和内容。费尔巴哈不仅在康德、费希特，而且在雅克比、诺瓦利斯那里察觉到了这一理论取向。[25]以费尔巴哈之见，将理论聚焦于自我意识，就把思想缩减为思想着的个体的自我关系，这意味着所有的知识仅仅只是个人的。与这种认识论上的个人主义相对立，费尔巴哈将黑格尔理性反思的普遍性论题推向一个极致。也就是说，费尔巴哈强调仅仅只是自我意识构成个人自我的个体统一性，思想将自我意识提升为一种普遍性。理性就此而论就是哲学唯一和确当的客体，哲学为了维护普遍性就必须避开特殊性。在那种理性中，“个人的实质”就在于，“在我认识到的范围内，我不再是一个个体”[26]。